反者道之动，中国防疫面临两大关键挑战

‍‍正在中国多省份蔓延开来的新一波疫情，无疑对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一方面，今次的疫情爆发不同于武汉初期，当时病毒是未知的，为了稳控疫情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可以举全国之力，而今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稳控疫情之外，更迫切需要平衡经济民生，要用“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果”；另一方面，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群体免疫，开始不得不“与病毒共存”之后，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正在遭遇外部世界的持续质疑，中国内部则因该政策指引下动辄封城封区等严厉管控手段开始积累民怨。

这是中国防疫的中期考验，而且经由过去两年多的经验积累，作为防疫优等生的中国，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符合自身国情的防疫模式与路径，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

首先是严厉问责制下，地方的层层加码与一刀切。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各地因防疫不力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从早期荒腔走板的武汉，到一笔笔糊涂账之下封城的西安，再到今次的吉林、深圳，每一次的局部疫情爆发，必然有当地官员因防疫不力落马。这样的严厉问责是必要的，所谓“一将无能、拖累三军”，这样的严厉问责不仅在初期的武汉起到了扭转防疫局面的效果，并在后续的局部疫情爆发中发挥了威慑作用。

但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厉问责制的初衷是打消官员的消极懈怠、不作为，为了保证民众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积极作为，并在不同阶段因应局势进行更精准的防疫，可在过去两年多的抗疫实践之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不少地方官员看来，顶格应对疫情至少不会因“防疫不力”而被问责，而精准防疫需要时间，更考验治理现代化，多数地方官员已经无暇他顾，先用顶格防疫手段证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确诊病例，第一反应便是封区乃至封城。基于此，虽然中央接连警告要杜绝层层加码和一刀切，但还是屡禁不绝，由此造成的悲剧还是不断发生。

其次，平战机制转换过于随意，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中国各地在总动员令之下，很快陆续进入战时状态，疫情很快稳控之后，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战时状态”如何向“平时状态”衔接过渡？

2020年因疫情推迟召开的中国两会上，总书记在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时亦强调，“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今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委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议上，秘书长陈一新提到要深化研究的“十大战略策略问题”，其中即包括“重视社会治理平战机制转换问题”。

从中国各地对于新一轮疫情的应对来看，这样的转换问题并没有解决，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3月21日就此提出的建议颇有代表性，“一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施行全域静态管理，也就是封城，要非常非常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实施，要那样做，应该得到国家的批准。对大型街道社区施行居民足不出户的静态封控，必要时可以，但时间应该受到限制。更长时间的封控应当针对具体居民楼和单元进行。各种情况最多允许封控多少天，国家需制定指导性标准，各地官员则应在这些标准的框架内实施危机管理。”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疫情爆发初期，总书记如是表示。随着疫情席卷世界进入第三个年头，尤其是中国防疫遭遇中期严峻挑战的今天，迫切需要进行阶段性的经验总结，进而吸取教训。这不仅决定着中国最终在这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中取得怎样的成绩，也关乎中国能在百年不遇的大流疫面前能给世界提供怎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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